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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最恨多情《革命史的写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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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陆保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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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读最恨多情“革命史的写法——兼评张福记《近代中国社会演化与革命》”一文，感慨彼多，笔者不敏，迅笔而成此文，就教于方家。
作者逻辑清晰，治学谨严，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问题。但是在历史观上，尚有不明确之处，对中国近代史缺乏整体理论架构。对此文的观点，笔者逐一评述。
文章最后说下结论说：“走笔至此，最后我想不待读者发难，有一个问题还是我自己提出来好了：那么理想的革命史写作究竟应该是一个什么样子？其实，我也同样感到迷惑与困扰。所以，我还是应该对作者的学术进取的精神及付出的努力致以敬意，唯一的遗憾只是他的作品和我们想象中的“另一种革命史”尚有距离罢了。而我相信，如果我们真能从历史的写作中间得到启发，总会有来者交出更精彩的答案；借着创作与批评的良性互动，真正富有理论创新和方法论突破的革命史著作的出现也是值得期待的罢。”
从作者矛盾心态之一叶，可知当前从革命史到新的研究范式如现代化史和社会文化史转化的普遍的矛盾心态的秋天。其实质问题是用革命的语言还是社会文化的语言来重述历史的问题。
这其实是一种“倒着写”的历史，价值判断先行并预设论证路径，而据此展开的“近代中国社会演化与革命”恐怕也不过是作者思维逻辑的扩张，而不是历史逻辑的延伸。
作者对历史哲学不太明晰。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历史学家的历史”，胡适说：“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就是这个道理，西方历史学家大多不认为在历史背后存在一个客观的东西，当然史学的可信度有区别。
作者表达了在研究进路上尝试另一种突破的雄心，那就是贯彻一种社会史写作的方法。但是全书大部分的篇幅，在我看来使用的仍然还是传统意义上政治史、经济史或人物个案研究的写法。
关于什么是社会史，陈旭麓提出：“真正反映一个过去了的时代全貌的应该是通史，而通史总是社会史。”张静如说：“社会史是立于各类专史之上的学科。”西方文化社会史的研究方法，重视对社会整体的研究，引入了社会结构、功能模式新的理论框架，注重研究社会变迁、社会生活、社会下层群众、以及社会文化建构与创造过程。但并非不研究政治、经济和人物，只是用社会文化语言方式进行研究。
“我不认为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概括为农民革命是准确的”（第165），显然除此以外他需要提供给我们的历史信息还应该更多。
说到底，这是对历史发展取向的认识的分歧。在西方对现代化价值评判是乐观的，还是悲观的，还是折中的，是有分歧的。对中国革命是民粹主义的，还是现代化的，是前进的，还是倒退的，也应该有不同的意见。我们还是倾向于人类的理性和社会的进化，相信革命即使不是最好的选择，但最起码不是最坏的选择。革命不是心血来潮，而恰恰是社会上最有良知和果敢心的人的自觉行动。
其实作者也承认他“对中国革命是如何具体推进中国社会现代化事业的，没有进行全面而具体的考察”（第18页），但既然本书的研究主题是“社会现代化的演进与革命的关系”，那么这一关键处的历史考察一旦缺失，无疑会直接动摇全书立论的基础。
作者似乎没有理解书作者的逻辑，革命推动现代化，与现代化酝酿革命是两个相关但思维方向相反的命题。
本书宣示的研究主旨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发生发展的历史根据”（作者在书中始终没有对“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个概念作正面解释，如果从作者的论证思路出发来进行理解，就取一般都接受的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的说法），时间段又被限定在1927—1937年，而这一段正是苏维埃工农革命时期（相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来说，无论是革命对象、革命动力还是革命目标、革命策略都有着不容忽视的差别），作者在行文中显然将概念进行了偷换，于是这个时期一些最基本的历史事实也没有得到呈现，而直接涉及主题的材料使用却频频“越位”，这势必会影响到我们对于该书整个论证体系的信心。
历史是连续的整体，从历史事件的发生，到人们对其做出反映，应该有一个时间差，正是有资本主义发展的社会现象，所以才在毛泽东的个人思想中的新民主主义论。
难怪有论者总结，自晚清以降整个20世纪的中国社会与思想都笼罩在革命的“话语霸权”之下（陈建华《“革命”的现代性——中国革命话语考论》），而相应的历史研究也构成了对革命从“禁忌”到“图腾”这一戏剧性变迁过程的层层注释。只是具有“诡论”意味的是，革命不断上升，紧随之而来的却是它的戛然而止。
社会是生活，革命是盐。革命虽然不是社会发展的常态，但尚没有人阻止它的发生，对这种历史现象只能解读，不能简单地以解构主义的态度，学崔阎王的做法，一笔勾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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